夏，这个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，究竟是否真实存在？长期以来，相关探索持续牵动着国人的心弦。
2025 年4月16日在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拍摄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（无人机照片） 李嘉南 摄
从1959年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被发现起，1996年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、2004年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、2020年启动“考古中国·夏文化研究”重大项目、2025年启动夏商文明研究工程……一代代中国考古人以中原地区为主战场，以手铲为笔，以黄土为卷，结合历史文献、科技手段综合研究，逐渐勾勒出夏王朝的文明轮廓，回答“何以中国”的时代之问。
发掘：实证王朝气象
《史记》记载：“昔三代之居，皆在河洛之间。”作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，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头遗址是同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都城遗存。
从空中俯瞰，多条主干道路纵横交叉，道路两侧均有夯土墙垣，将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划分成多个方正、规整的网格。不同网格分为殿区、祭祀区、贵族聚居和墓葬区、官营手工业作坊区……布局严整，规划有序。
“二里头都城为宫城居中、显贵拱卫、分层规划、分区而居、区外设墙、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，这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样的多网格式布局并非孤例。随着近年来“考古中国·夏文化研究”项目持续推进，多个夏时期遗址中发现类似路网。
在被学界普遍认为是“禹都阳城”的夏代早期都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，考古人员发现其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也有十字交叉的路沟、与路沟平行的墙垣和沟渠。
而在文化面貌与二里头遗址高度一致的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，已探明有多条沟类遗迹将遗址南部划分为5个区域，在聚落布局、功能区划上呈现出与二里头遗址高度的相似性。
“夏时期这种网格布局，有可能是我国古代都城闾里制度或里坊制度的一个源头。”考古学家、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雷兴山说。
当人们将视线投向更辽远的区域，一个超越地理单元的“超级大国”浮现在眼前。
据赵海涛介绍，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，东到周口，北达焦作，西至关中平原，南至湖北北部，其间分布着800多处二里头文化聚落，呈大致分为四级的金字塔式聚落等级结构。
“大中型聚落占据了河流、交通要道、绿松石矿、铜矿等核心资源，周边小型聚落呈拱卫态势，形成众星捧月的分布格局。”赵海涛说。有学者测算，夏都二里头繁盛时期人口总数达数万人。
巡礼：触摸文明密码
位居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厅C位的绿松石龙形器，总会引得游客久久驻足。
有“中国龙”之称的绿松石龙形器，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合而成。整体器物超过70厘米，巨头蜷尾，龙身曲伏，龙身中段饰有铜铃，铃内有玉质铃舌，与《诗经》中描写的“龙旂（旗）阳阳，和铃央央”的祭祀场景高度契合。
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藏精品绿松石龙形器
“该龙形器不仅体现了二里头发达的手工业水平，也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、最正统的根源。”赵海涛说。
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作为“礼仪之邦”，中华文明从原初阶段便带有鲜明的礼制基因，这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的一大特质。
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叶县余庄遗址，发现了最早以特定数量的列器作为墓主人身份地位象征的实例，具有显著礼制色彩。到了二里头时期，夏代礼制的体现更为直观而鲜明。
“二里头文化彰显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完善，已构建起‘器以藏礼’的礼乐文明。”赵海涛说，从“择天地之中”的都城选址，宫城居中、显贵拱卫的向心式网格布局，中轴对称的宫室制度，到严格、规范的祭祀、丧葬制度，青铜、玉质礼器群等，都是二里头文化礼乐制度的重要体现。
以牙璋为例，二里头遗址共发现4件玉牙璋，均出自高等级的贵族墓葬，表明牙璋已成为象征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从中原地区向南，在湖北荆州汪家屋场、四川广汉三星堆、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等诸多与二里头相距甚远的遗址当中，二里头风格的牙璋频频出现，呈现出一种大范围、跨地域的传播景象。
在夏时期，稻作已经相当普及，小麦开始出现并日趋重要。
“通过植物考古研究发现，二里头文化植物遗存中稻米的出土比例很高。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蓝万里说，这足以说明，龙山至二里头时期，河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延续古代中国北方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传统，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，逐渐演化成粟稻农业模式并存。
“在距今3800年前后，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、辐射四方，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、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历史进程。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表示，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，从“满天星斗”各具特色的古国时代，进入以中原地区为主导、一体化发展的王国时代，中原王朝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，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引领者。
求索：揭秘最早中国
“芒芒禹迹，画为九州”。文明辉光，由此日新。综观中国现代考古学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，夏文化探索一直是萦绕在中国考古人心头的重大命题。
寻根问祖，证经补史。尽管早期文献记载丰富，由于尚未发现夏时期的文字，夏代究竟是信史还是传说一度成为焦点。
“随着田野发掘与科技考古的不断深入，同时结合年代学、历史文献学等研究，多重证据逐渐累积，表明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。”王巍说。
“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枢纽，以夏为支点，向前可追溯三皇五帝、文明源起，向后可勾连商周及后世朝代。”在西北大学校长孙庆伟看来，夏代信史地位事关中华五千年文明根基，“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国考古学泰斗邹衡先生就已指出，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，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”。
孙庆伟指出，无论是《史记》《尚书》《左传》等传世文献，还是秦公簋、叔夷钟等出土文物，都有大量关于大禹或夏代的记载。完备的史学体系，正是中国有别于世界其他古文明的独特资源。
“如果以当时的文字证据作为信史的唯一标准，看似严谨科学，实际上大大贬低了历史文献的应有价值，也失去了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应有尊重。”孙庆伟说。
事实上，截至目前，二里头遗址已发现数十例刻画符号，这些符号分别表述着数字、器物、植物、动物和自然现象等，其中不少与商代甲骨文中的字形颇为相似。
“商代甲骨文作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，不可能是无源之水。我们相信夏王朝一定有文字，只是还需要一个耐心寻找的过程。”王巍说。
随着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启动，新一轮围绕构建完整的夏商考古学文化与夏商历史的研究大幕，正徐徐拉开。“下一阶段，夏文化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、多学科联合攻关、面对国内国际讲好夏文化故事，都是值得重点发力的领域。”雷兴山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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